［本站讯］2012年7月30日，暑假尚未过半，一条消息从北京传到山东大学：教育部网站开始对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人选进行公示，其中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杜泽逊教授榜上有名。 9月1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与杜泽逊教授签订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上报教育部备案，杜泽逊教授正式与教育部签署协议，成为山东大学人文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而这不仅对刚刚起步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意义重大，对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同样意义重大。

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注重汉宋并重、考据与义理并重，杜泽逊教授即为儒学研究中注重汉学、考据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师从我国著名古典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王绍曾先生的杜泽逊教授继绝开新，披沙获金，在四库学、清代文献等领域均取得了令学界赞叹的学术成就，也为山东大学的儒学和古典文献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于杜泽逊教授，师长对其评价为“坐得住冷板凳”；同辈学人对其评价为“平易的风格、恬淡的性情、进取的精神”；学生对其评价为“如沐甘霖，涤荡着心灵的污垢”。评价虽大同小异，但执着的学术追求和谦和的处事风格互相融合，化为杜泽逊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接触他的人。

杜泽逊的古籍研究了不起

2001年10月，山东大学百年校庆期间，季羡林先生作为校友应邀回到母校，在与友人交流时提到山东大学的“三个人”，“一个是周来祥先生，一个是关德栋先生，第三个是杜泽逊”，并认为“杜泽逊的古籍研究了不起”。季羡林先生之言黄钟大吕，一时有季羡林先生表扬了山东大学的“三个人”之说。杜泽逊教授能获得季羡林先生的肯定，与他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有关。

1992年5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周绍良先生提议编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过一系列相关工作的筹备，到1994年9月正式组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其中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纂，杜泽逊教授是工作委员会委员、编委会常务编委、编目室副主任，后来改任总编室主任。从1993年至1997年10月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完成，前后经历了五年，正式编纂前后也有四年。而杜泽逊教授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过程中，逐页过目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入的4500多种古书，这些古书足有200万页，摞起来相当于西安大雁塔的高度，为此他经常每天只睡五个小时。1997年10月31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结大会在北京大学光华楼报告厅举行，各地代表150余人参加。杜泽逊教授代表编委会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系统阐述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价值和编纂程序，受到与会专家的热烈欢迎。对于杜泽逊教授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中的贡献，《丛书》工委会主任、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在一次会议上曾公开表示：“杜泽逊是唯一的‘四库存目’专家，没有他我们不知要犯多少错误。”

事实上，杜泽逊教授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贡献远不止此。他更大的贡献是他独撰的《四库存目标注》。为此，曾师从顾颉刚、童书业的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先生明确指出，《四库存目标注》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另外一个成果，是目录学上一大贡献。《四库存目标注》于2007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八册，历时十五个春秋而完成。《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成果，同时产生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总结。但是《四库总目》著录图书一万余种，基本上没有交待各书的版本。清代以来，邵懿辰、莫友芝、孙诒让、王懿荣、傅增湘等先后对《四库总目》中的“著录”部分三千余种古籍的版本进行了调查研究。而对《四库总目》中的“存目”部分近七千种书的版本，则基本上没有人做研究。《四库存目标注》基本解决了“存目”部分近七千种书的版本调查研究工作，在“四库学”、古籍版本目录学领域填补了一大空白。

为了做好《四库存目标注》，杜泽逊教授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那段时间，他背着一个包，里边有他的笔记本，他把七千种书全都抄在了本子上，一共十个，以备随时能在世界各地查找古籍。有一次，杜泽逊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休息时间一个人去“中央图书馆”，仅带面包和矿泉水，从早到晚，查阅古籍孤本几十种。管理人员看他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连洗手间也没去，于是送来一杯热茶，称赞道：“先生，你一天都没休息，没见过你这样的读者。”他却打开装满笔记本的背包说：“我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时间啊！”

与时间赛跑，杜泽逊教授这种只争朝夕的状态延续至今。

一人承担两项国家清史主体工程项目

我国一向有“易代修史”的优良文化传统。北洋政府于1914年开馆纂修清史，历经14年修成《清史稿》。《清史稿》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体例陈旧、思想观点偏颇、大批史料未能充分利用等不少问题。同时，由于时局纷乱、经费拮据等原因，修史仓促杀青，清代历史中的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和补正。2002年8月，国家决定重新纂修一部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之后，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15个部门、单位组成的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清史办）也相继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新修《清史》拟由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部分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客观、全面、翔实地反映清代历史全貌。为做好纂修工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通过立项形式，将编纂、档案文献整理、出版等工作逐一落实到分散于各地和各领域的专家手中。其中，《清史》编纂项目立项160个，分布在全国25个省区市（含台港澳）的60多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档案馆、博物馆，参与专家学者达700人之多。这些人中，既有自然科学领域的院士，也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基本吸收了老中青三代清史及相关领域的专家者。

在160个主体项目中，只有39个是通常所讲的本纪、列传，其余121个都是表、志、图录；尤其是志，占80项，正好是一半。山东大学承担了160个项目中的5项，即陈尚胜教授的《邦交志上》、胡卫青教授的《宗教志·基督教篇》、刘平教授的《传记·类传·农民领袖》以及杜泽逊教授的《清人著述总目》、《艺文志》。杜泽逊教授一人独担两幅重担，既有学术渊源的原因，也是学术实力的考量。

杜泽逊教授的业师王绍曾先生，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校期间师从唐文治、钱基博诸大师，是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专家和古典文献专家，曾主持国务院规划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该书历十载之功，于2000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引起整个古文献学界、特别是版本目录学、图书馆学诸领域及许多藏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与赞誉。安徽大学汤华泉曾撰文说：“王先生以耄耋之年率杜泽逊诸先生用十载之功网罗《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所失录的清人著作，得54000多种，使有清一代著作著录达至75000之数。巨编煌煌，可喜可贺。可以说这部书是近世以来创获最大的史志补撰，也是以不多人手‘私撰’的目录巨制。”

诚如此言，杜泽逊教授刚毕业分配给王绍曾先生作助手时，恰逢王绍曾先生正在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据杜泽逊教授回忆：“刚开始，我懂得的东西也很少，先生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一干就干了七八年，暑假、寒假都不休息。那七、八年都是坐班，跟办公人员上下班是一样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使用的书估计也有几百种。使用书和平常翻书不一样，它有很强的目的性，所以对书的特点的了解也就更为透彻。我们使用的书基本是两大类：一类是目录学，海内外都有；一类是史料，尤其是人物传记的史料。这些东西对考证都是必须的。”由此看出，参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编撰对杜泽逊教授的学术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003年，《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机缘巧合，2003年也正是国家批准纂修《清史》正式启动的时间。修《清史》不能没有艺文志,而山东大学正好有《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做基础,于是水到渠成，《清史》主体项目之一的《清人著述总目》就无可置疑地由山东大学来承担了。

对于《清人著述总目》和《艺文志》的关系，杜泽逊教授有过如下说明：“《清史》中的《艺文志》戴逸先生给了60万字的空间,记录清人著述只能容3万种,而清人著述实际上有20多万种。所以要先编《清人著述总目》,再挑选出《艺文志》。《艺文志》是精选,《清人著述总目》是全目。正如《全唐诗》与《唐诗选》,不可相互替代,各有其功用。”自2004年开始，虽然有其他事务的劳烦，杜泽逊教授还是倾注满腔心血于《清人著述总目》的编撰。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目前《清人著述总目》已经完成，共著录清人著述22万7千余种。每一种书都著录准确的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版本、藏所、资料来源、作者生平信息，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部、丛书部六部，形成了迄今为止体例较为完善、规模最大的中国古籍分类目录，为清史研究以及我国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人承担清史的两个主体项目，全国只有杜泽逊教授一个人。提及此，杜泽逊教授坦言：“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毕竟国家为前朝修史,一个朝代只有一次。一个人一生能碰到一次就是很大的福分了,生得早了不行,生得晚了也不行,生得不早不晚却没搭上车又不行。我不仅搭上了车,而且一人占了两个位置,确是难得的荣幸。”

荣幸，不会青睐毫无准备的人。杜泽逊教授荣幸的背后是数十年的青灯古卷，而这又有多少人能靠得住、熬得住呢？

汇校《十三经注疏》 开启儒学研究新局面

2010年4月21日，山东大学成立儒学高等研究院，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发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承担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融合的历史使命，发挥山东大学地处齐鲁之邦、孔子故乡、儒学发源地的区域优势，推动儒学的研究、普及与传播。2012年元月，为把山东大学建设成为世界儒学中心，使儒学率先成为世界一流学科，进而带动相关学科快速展，

山东大学研究决定，将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进行整合，组建了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提出了汉宋并重、文献与思想并重、考据与义理并重等12个并重的平衡发展的思路，以推动儒学研究的综合、全面、深入开展。

随着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杜泽逊教授也随之由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转任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工作如何破题和开局，一时备受学术界瞩目。长期以来的学术担当使杜泽逊教授充满了研究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思熟虑以后，他决定迎难而上，提出对《十三经注疏》系统整理，以完成一个学界多年未能完成的任务。熟悉古典文献的人都知道，《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历来受到研究学习中国传统学术者的最大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了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并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行本。然而遗憾的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代表当代最高学术水准的《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没有和《二十四史》同时产生。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和出版界做出了不少努力，出版了若干《十三经注疏》点校本，但是要达到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的水平，仍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对《十三经注疏》进行系统整理，言易行难。国家未能承担并完成的任务，仅凭一校之力如何才能完成？疑问和不解从一开始就未间断。杜泽逊教授深知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事情总得有人做，如果不做，永远都是设想，只有有人去做，才会成为现实。他的学术经历造就了他的学术毅力和学术勇气，“《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迅速形成方案并很快正式启动。

2012年3月25日，注定将载入山东大学儒学研究的历史。这一天，对杜泽逊教授而言同样意义非凡。由他提议的《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在这一天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先秦秦汉史专家、古文献学专家安作璋，山东大学教授、经学专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专家董治安，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易学专家刘大钧，台湾大学教授、经学专家、小学专家、金石学专家叶国良等著名学者充分肯定了《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他们认为，此项工程对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嘉惠学林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功德无量的大手笔、大担当，学术价值巨大，学术影响深远。同时，大家表示，由山东大学承担这一工程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乃责无旁贷。因为《十三经注疏》的校勘或者《十三经》部分传统学问的根底本身就在齐鲁大地、孔孟故里，同时山东大学在文献学、目录版本学、经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实力，有一支治学严谨、成果丰硕的专治中国古典学术的队伍，具备了承担这一工程的基本条件。专家们希望山东大学通过这一工程能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创新做出新的贡献。业界寄予的厚望和高度的肯定使杜泽逊教授既备感振奋又深感压力。

《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作为一个系统的学术工程，包括《十三经注疏》汇校、《十三经注疏》标点通行本和《十三经注疏》专题研究等内容，其中《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基础性工作。由于《十三经注疏》汇校关乎《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的成败，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十三经注疏》汇校的主持人，杜泽逊教授未来需要承担的任务绝对可以用繁重来形容。根据计划，《十三经注疏》汇校将以北监本与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四库》本、阮元本等分头对校，形成八份校勘记，最终将八份校勘记合成一份校勘记。在汇校的基础上，再组织《十三经注疏》点校工作。《十三经注疏》点校工作将根据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体例，最终的标志性成果是出版一种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相匹配的《十三经注疏》的通行本，结束迄今为止《十三经注疏》没有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平的权威版本的历史。

《菜根谭》云：功夫自难处做去者，如逆风鼓棹，总是一段真精神。学问自苦中得来者，似披沙获金，总是一个真消息。若以此言考察杜泽逊教授，既切切亦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