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学堂班主任。近日，杜泽逊获评“山东省十大师德标兵”。

常常在中心校区的校园里遇到杜泽逊。他常穿一件白衬衫，有时会挎一个单肩包。他上身微微前倾，步伐颇快，仿佛总是在赶时间去做什么。

对杜泽逊有所了解之后，又觉得他仿佛永远都不会着急。他曾经用15年的时间做《四库存目标注》，《清人著述总目》至今也已经做了12年。多年前，两个项目时间冲突，因而必须搁置一个，他在一次采访中说：“稍微安慰的是反正可以做一辈子，所以不着急。”

再了解一些，才发现他真的在赶时间。手机里的日程表密密麻麻。采访的前一星期，他在北京参加会议，晚上还在暂住的酒店里为一本书作注。

只要在济南，杜泽逊最常去的地方是“校经处”，在老晶体所南楼。从楼梯口进去，曲曲折折，绕好几道走廊转好几个弯才能找到。这是一栋旧楼，天花板很高，灯光暗淡，夜晚有时看不清楼梯，但是这些于他并无妨碍。十年寒来暑往，他的脚已经记住了每一级台阶的样子。

校经处在三楼，打开门，第一眼看到的是满桌的书，环视四周，是满架的书。书籍摆放并不似许多附庸风雅的人家的书房那般规整，歪的、斜的，正的、躺的，敞开的、扣放的……每一本都像是刚刚才被人翻阅过。学生在书架上找书，杜泽逊见他找不到，便主动问他在找什么，随即说了一个位置，学生一看，果然在那里。

校经处环境有些简陋，却能使人安静。门口贴了一张杜泽逊在2014年写的敬告：“校经处修整一新，工作条件稍有改善，现已开学，希望各位同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校经处工作严谨繁忙，务请节制闲话。”即便不做要求，这里的环境也会使人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放慢语速、压低声音。

校经处每天早上6:30开门，晚上10：30关门，寒暑假期间每天依然有人在，有时还会有学生在这里通宵做研究。《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由杜泽逊牵头，带着二十几个学生，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在他看来，学术工作就像走路，前人走了五十里，他再走五十里，后人再走五十里，是要大家接续着共同努力的。

李振聚2008年起跟随杜泽逊读硕士，今年博三。关于校经的意义与收获，他说了很多，他享受这种探索新知的乐趣。他形容杜泽逊像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马，提着一杆长矛，行走在空旷的原野上，孤胆英雄。为什么是英雄？因为他不是王者，没有权力，也不追求那个，英雄都有点理想主义的气质。”

英雄主义的气质，是有崇高的理想，并因此产生韧性和奉献精神。

在主持《清人著述总目》时，为了确保正确，杜泽逊找了360余人帮忙做资料长编。开始工作之前，他与这360余人分别单独联系，针对个别数目的特殊情况，他又专门拟定细则、亲自抄写须知，找具体做这项工作的人面谈，逐条说明，再让对方当场试试，这才放心地让他拿回去做。大家做完后，他还要清理、编号、做登记……稿子一交来，他就提回家，每天不断往家里运，后来家里放不下，学校找到房子，就请搬家公司搬到了工作的地方。长编总共做了130万条，重达几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费不够，他就从家里拿钱补贴，等下一批经费来了，就把垫付的钱报销，报销后没经费又开始垫，而且越垫越多。

李振聚说：“菰芦深处有人行，很庆幸有人带领我们走。虽然路上有坎坷泥泞，但是路的尽头有真经；虽然我们不一定走得到，但是至少前进了一步。”

即之也温

在学生的心目中，杜泽逊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师长。前半句说他做学问严谨严肃，后半句说他待学生温和可亲。大家私下里称他为“男神”，颜值高、学问高，受到推崇。他也爱学生，有一年春节，他来上班时，想到学生的问题、人才的问题，就此提笔给校长写了一封信。一位尼山学堂的学生说：“我们和杜老师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

去年，尼山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毕业典礼的前两天，电视台到尼山学堂教室，趁课间休息时现场录制他对毕业生的寄语视频。当时学生们都在，短短的几句话，使他数度哽咽，反复三次才录制完成。他说的是：“因为同学们聚在这里，我才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有尊严地活在世上。因为有同学们的监督，我才远离虚伪，追求真理。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活得更有尊严、更体面。”

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到送别毕业生，都会有“严重的情绪波动”。他和研究生一起做科研项目，几乎每天都见，感情自不必说，尼山学堂开办以来，他也倾注了很多心力。

身为尼山学堂的班主任，每年入学之初，他都与大家拍一张合影，回到办公室就对着照片认清每一个人。从开学第二周起，他开始约学生到校经处详谈，每天谈两到三人，询问他们的家乡何处，父母做何工作，来尼山学堂的打算，未来想要研究的方向，还有什么困难，等等。了解后，他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学生的特色在专业上提出建议，学生遇到困难时，他不遗余力地帮他们解决。

尼山学堂每年举行论文报告会，学生在大二、大三时分别要作一篇大论文，他就根据学生提交的题目，从校内外甚至境内外为他们联系到最合适的导师。

平时如果学生遇到难事或有疑问，他会停下工作，和他们聊两三个小时。杜泽逊语速不快，逻辑清晰，谈话时会直视对方的眼睛，似乎这一看，就能判断出对方是否听进去了，懂了多少。然后不疾不徐地重新遣词酌句，摆事实讲道理，直到让你听明白为止。

前不久，大四学生面临保研推免，他关心每一个同学的去向，大家都有了着落他才放心。尼山学堂2013级本科生袁茵就为研究生报哪所学校而犹豫，为此找到杜泽逊。杜泽逊“和蔼、坦诚，把道理讲得很清楚”，如一阵清风吹散了她心中的迷雾。

有一件事让尼山学堂2013级本科生张鸿鸣感慨万千。上次论文报告会之后，他请杜泽逊看看自己写的论文。“因为其间杜老师还不断有其他事情，论文断断续续地改了一个月。”张鸿鸣回忆，“有一天在项目组，杜老师对我说，论文已经看完了。”接过论文，他非常吃惊——纸张的空白处写满了修改内容，正面塞不下更多字了，反过来一看，背面还有。他说：“我没有想到。杜老师这么忙，而且只是一篇本科生论文，他还看得这么认真、这么仔细。”

对待学生，杜泽逊向来认真。十几年前，他开了文献学课程，每周连续上四节课。每次，他都用整整一周的时间备课，平均每周要写一本讲义，一本一百页。一个学期下来，就形成了《文献学概要》的初稿。书中有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个人体会，所举的例子都是他亲自摸索过的。他讲课旁征博引，生动有趣，学生们自然爱上他的课。

师承大义

杜泽逊师从文献学泰斗王绍曾先生22年，王先生对他身教多于言传。

1981年，王绍曾先生以71岁高龄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手术后不久即开始著述。在73至90岁期间，他完成了浩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杜泽逊回忆，王先生每天都要去山大图书馆四楼古籍部，上午下午都去工作，晚上还要加班。在衰朽之年，抱病弱之躯，竟完成了多个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所知者无不称奇。据称，王先生听闻爽朗一笑：“因为我有一帮非常得力的学生。”他说：“我不会有‘坠绪茫茫，孰继吾业’之叹，因为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培养了一批人。”春蚕默默，桃李蓁蓁。

“王先生说教不多，通过把前辈的故事讲给你，你自然就知道应该学什么、做什么。”张元济、高亨……讲课时、闲聊时，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对杜泽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绍曾先生是张元济先生的学生，“朝夕侍坐，获聆绪论”，张元济先生对他的影响延续了一生。张元济先生曾在戊戌变法时受光绪召见，进言办新学堂，储人才、图富强。在朝不保夕的战乱中，他不甘中国人为日本人所轻，在66岁时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复兴工作，他说：“平地尚可为山，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战火中，他倾尽心力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为此视力严重受损。1937年国难日益深重之时，他将古代侠义故事编写成《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以此唤醒国人。新中国成立，张元济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他得了中风，半个身子不能动，仍继续着编校工作。以国为家，气节长存。

转眼换了一个时代，不变的是教育的职责和使命。如今，是杜泽逊在为学生们传授知识，带领他们勤勉校书，并指引他们在这个选择更多、诱惑更多的时代走正道、守正义。“我的老师怎样培养我的，我就怎样培养学生。”

杜泽逊为尼山学堂开设了一门修身课，用的是蔡元培的书。这本教材选择颇为讲究，“作者必须是心里装着国家、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先得是表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教人“修身”。课程内容，并非教人独善其身，而是以大德大才兼济天下。课上，杜泽逊经常向学生提问：“什么是义？”他自己的答案是“舍己为人”，强调“舍”字。

李振聚读研二时，写了一篇关于清代藏书家的文章，他首先投稿到上海《图书馆杂志》，期限内无回音，又转投到国家一级期刊《文献》杂志。一个月后，他同时收到了两家杂志的录用消息，而他只能选择一家发表。他给《文献》回信，请求撤稿，并解释了其中原因是“向《图书馆杂志》投稿在先”。选择更好的杂志分明无可厚非，他却说：“这是一点小小的信用，我要遵守。”后来，杜泽逊指导他写了一篇水平更高的论文，顺利发表在《文献》上，杂志社给他高度评价。

就在前不久，张鸿鸣放弃了北大直博名额。今年北大原只有一个直博名额，他是第二名，之后直博名额增加为两人，他却选择了放弃。究其原因，是之前联系的导师不能带博士，如果直博，则必须换导师。张鸿鸣说：“这位老师对我很好，给我很多鼓励，我去北大送材料时，他还亲自到校门口去接。”北大直博的诱惑力不可谓不大，他不是没有犹豫过。他短信询问老师的意见，杜泽逊回复：“人这一辈子可以穷困潦倒，但是不能忘恩。”

正如尾生抱柱、郭伋夜宿，如今人们听闻，态度大多是带着不解的钦佩，甚至是掺着戏谑的怀疑，很少有人再沿着这样一根准绳去做事。做学问就是做人，杜泽逊常说起“境界”这个词，境界高自然看得远。在选择与诱惑面前，他教学生坚定地守在“义”的那边，又如一棵大树，在高处默默为他们撑起一片天，指引前路，兜住后路。

生有涯而知无涯，杜泽逊用“接力走路”来形容做学问，其实道德文章于他皆如此。他说，我们生来就享受前人创造的东西，要让世界经过我们的创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应该把更好的世界交到下一代手中。他无意间解开了文章一开始关于“矛盾的时间观”的疑惑——不急，是因为功不唐捐，他培养着可担重任的学生，学问也会一代代做下去；急，出于他对自我的要求，要把更多更好的成果留在当下。

记者手记：故纸堆里有什么？我还是不知道。但是，通过与杜泽逊和他的学生们的接触，我看到了他们对待学问的态度，以及由此延展而来的对人生、对社会、对家国的态度。他们在校经处工作，专注安静，忙而有序，仿佛怀揣古朴匠心。他们知道最后未必会在自己手上完成，但这没关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足矣。

写稿过程中，我上网查阅张元济先生、王绍曾先生的资料，读来感佩不已，不禁热泪盈眶。我不由得去想，中华文明是怎样绵延了数千年呢？或许就是这样吧，一代代心怀天下苍生的知识分子，和平时潜心学问，战乱时奔走呼号，他们站在精神的高处，亲身探索，传承着中华优秀文化。他们是举着火种，走在前面的人，他们要把一个更好的世界交到下一代手上。